四十年之变：今天的欧洲，是否正在重复中国五十年前犯过的错误？
从1986年的青岛到2026年的欧洲。Jun Jiang谈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四十年，以及为什么欧洲不应重复中国五十年前犯过的错误。附中、英、荷三语视频。
作者 Jun Jiang
中国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还有一句话意思相近：“风水轮流转。”
我过去只把这些话当作中国传统的处世智慧。如今，回望近四十年往返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生活，我才真正读懂了它们更深的含义。
历史有时充满讽刺。
四十年前，在中国，我因为和一个西方人谈恋爱，被怀疑是间谍。
四十年后，在欧洲，我又因为与中国的联系，被指责是间谍。
世界真的变了吗？还是说，某些思维方式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视频 20:38
1. 1986年，我在中国被怀疑是间谍
1986年，我在中国青岛认识了一个男人，他后来成了我的丈夫，也是我儿子的父亲。他是比利时人。
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刚刚起步。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正式结束，但它的意识形态影响仍深深扎根于社会之中。
和外国人交往是有政治风险的。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和西方男人谈恋爱，很容易招来怀疑。
有一天，我们一起在青岛的海边散步，突然被公安人员拦下，带到了派出所。
他们认为我只可能是两种人之一：要么是间谍，要么是妓女。
最后，也许因为我太年轻、太漂亮，他们似乎更倾向于相信我是后者。
哈哈！
今天听起来很荒唐。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并不算稀奇。
政治意识形态几乎主导着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和谁来往，看什么电影，听什么音乐，甚至你是否对西方世界表现出好奇，都可能变成政治问题。
我从小就爱时尚，爱漂亮衣服。在学校里，老师常常批评我的打扮，认为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现在回头看，简直难以置信。
一个女孩子爱穿漂亮衣服，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又和国家安全到底有什么关系？
然而在那个年代，哪怕是最普通的个人选择，也可能被上升为政治问题。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多年来，中国对西方文化和信息实行严格限制。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普通中国人基本接触不到西方的电影、音乐和书籍，也无从了解国外的日常生活。
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政治体制缺乏自信，不相信自己能够抵御外来的意识形态影响。
中国经济落后，而西方国家高度发达。
如果让普通中国人看到西方人真实的生活，会发生什么？
他们会不会开始问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
为什么他们那么富，我们这么穷？
为什么他们的工人能过上那样的生活，而我们的不能？
为什么我们总被教导要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却很少有机会亲眼看看那些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限制信息流通，让人们只能通过一套有限的叙事来理解世界。
可是，封闭带来了什么后果？
它并没有让西方变得不发达。
它只是让中国人失去了了解世界、向先进者学习的机会。
更危险的是，当一个社会只允许一种对现实的解释时，人们会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2. 1989年，我开始质疑我所学到的一切
1988年，我因婚姻移居比利时。我第一次从内部体验欧洲社会，也开始接受西方教育。
当我接触到普通的欧洲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和社会制度时，我真的震惊了。
我所发现的欧洲，和我在中国报纸上读到的欧洲，完全不一样。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制度，普通劳动人民饱受压迫，生活贫困。
可是到了比利时，我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现实。
人们友善有礼。社会井然有序。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普通工人享有的生活水平、社会保障和个人自由，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可以对世界持有非常强烈的看法，却从未真正亲身经历过这个世界。
1989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
一进家门，我问父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爸，为什么真实的欧洲和我们报纸上说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欧洲人那么友善，他们的国家那么发达？他们的工人好像生活得很好。根本不像我们以前学的那样贫穷、受压迫！”
我父亲是中共党员，在中国海军担任后勤军官。
他甚至把自己的一些抱负寄托在了我的名字里。
他给我取名姜军，听起来和“将军”一模一样！
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没有用意识形态的说辞来回答我的问题。
他只是平静地说：
“西方国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中国才刚刚起步。但会好起来的。”
这句话，我记了将近四十年。
今天，我对父亲的态度有了比以往更深的理解。
他没有否认西方的成就。中国当时的相对贫穷，也没有动摇他对未来的信心。
他承认现实，同时对未来保持乐观。
这是多么朴素，却又多么理性的态度。
承认别人更先进，并不意味着对自己的国家不忠。恰恰相反，只有承认差距，才能开始缩小差距。
中国此后发展的第一步，恰恰是解放思想。
那么，解放思想到底意味着什么？
就是要摆脱凡事先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思维习惯。
西方技术更先进，就学习。
西方管理方法有效，就采用。
外资能帮助发展经济，就欢迎。
一个国家的进步，不是从否定别人的成就开始的。
而是从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向做得更好的人学习开始的。
中国此后的巨变，就是这一道理最有力的证明。
3. 四十年后，历史掉转了方向
四十年过去了。
中国早已不是我1986年认识的那个国家。
经济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国投资、技术转移、教育，以及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让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成就举世瞩目。
当然，中国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但任何真正去过中国、认真观察过它变化的人，都很难否认它在过去四十年里取得的非凡发展。
近年来，我为欧洲的企业家、投资者和专业人士组织了多次中国考察。
我们去了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和合肥，会见中国企业家，参观企业和科研机构，也和当地人交流。
几乎每一次，在考察结束时，我都会听到同样的感慨：
“真实的中国，和我们在欧洲媒体上看到的中国完全不一样！”
来访者对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技术应用、中国企业的速度和效率，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感到惊讶。
有些人来之前以为，中国经济主要还是靠廉价劳动力和低成本制造。
但在看过自动化生产线、电动汽车产业、人工智能应用和中国创新的速度之后，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认识已经多么过时。
最让我感触的是，他们的惊讶，和我1988年初到欧洲时的感受何其相似。
四十年前，我来到欧洲，发现真实的欧洲和中国媒体描述的完全不同。
四十年后，我带欧洲人去中国，他们发现真实的中国和欧洲媒体让他们相信的完全不同。
历史仿佛转了一个圈。
但在这个圆圈背后，有一个比我个人经历深刻得多的问题。
为什么在四十年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化之后，人们对另一个国家的认识仍然可能如此片面？
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取得如此惊人的发展，而别处的许多人却对它的成就知之甚少？
真的是因为缺乏信息吗？
还是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只接受那些印证自己既有政治立场的信息？
4. 欧洲是否正在重复中国五十年前的思维？
这是一个我越来越难以回避的问题。
今天，欧洲关于中国的政治讨论和媒体报道，大多围绕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威胁和意识形态竞争展开。
中国的技术进步常被解读为战略威胁。
中国的投资往往立刻引发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
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日益增强的竞争力，也越来越多地被放在政治的透镜下审视。
有时我不禁觉得，有些人已经习惯了一种相当奇怪的逻辑：
中国贫穷落后的时候，被批评落后。如今中国进步了，进步本身反而成了令人警惕的理由。
那么，中国究竟该怎么做，才不会被视为威胁？
难道一个拥有十四亿多人口的国家，就该永远停留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只为满足某些西方的期待？
当然，中国并非没有问题。欧洲完全有权保护自己的技术、产业、市场和国家安全利益。
但保护自身利益，和把一切国际合作政治化，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如果政治氛围让人们不敢客观谈论中国的成就，不愿认真研究它的发展经验，甚至对正常的商业、文化和学术交流都心存疑虑，那么欧洲就应该警惕了。
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我太熟悉了。
1986年，我在中国因为和外国人交往而被怀疑。
四十年后，在欧洲，我又一次被指责是间谍，这一次是因为我和中国的商业往来，以及我努力撰写关于中国的客观文章。
我觉得既荒唐又好笑。
从什么时候开始，间谍会这么高调，生怕全世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
当年在中国，有人怀疑我在为西方做事。
如今在欧洲，有人怀疑我在为中国做事。
难道每一个往来于不同国家、理解不同文化、在不同社会之间建立联系的人，都要被怀疑有政治目的吗？
承认中国的成就，就自动等于反对欧洲吗？
一个人必须先证明自己的政治忠诚，才有资格客观地观察另一个国家吗？
我在欧洲生活了将近四十年。我热爱它的文化、历史和艺术，尊重它的制度和社会价值观。
同时，我依然深深眷恋着中国，那个我出生的国家。
为什么这两种感情就必须相互排斥？
为什么我不能在欣赏欧洲的同时，也承认中国的成就？
难道我必须批评中国，才能证明我对欧洲的忠诚？
如果真是这样，欧洲引以为傲的言论自由和独立思考，又在哪里？
当政治立场开始取代事实判断，正常的交流被视为潜在威胁，这种思维方式，和我四十年前经历的中国，又有多大区别？
5. 欧洲真正该担心的，不是中国的发展
今天的欧洲，依然拥有非凡的文化和历史遗产、深厚的科学传统、世界一流的大学、工业专长、艺术成就和法律制度。
在这里生活了近四十年，我对这些成就有深刻的理解，也一直心怀敬佩。
有时，当我对今天欧洲的某些变化感到失望时，我会去博物馆，欣赏欧洲的绘画或建筑，或者去听一场古典音乐会。
欧洲文明的深厚与丰富，总能让我心生敬意。
也正因为这份敬意，我对欧洲的未来越来越担忧。
欧洲面临的挑战，并不只来自外部竞争。
内部市场碎片化、政策协调困难、决策程序复杂、创新成果转化缓慢、产业投资面临困境，这些都在削弱它的竞争力。
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会因为欧洲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政治姿态而自动消失。
如果中国的电动汽车更有竞争力，欧洲就应该研究中国是如何建立电池供应链、实现规模化制造、加快技术商业化的。
如果中国企业能把新技术如此迅速地从实验室带到市场，欧洲就应该问一问，自己的创新和产业体系是否需要改革。
如果欧洲企业家从中国回来，发现了有价值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商业机会，我们就应该鼓励更多这样的交流，而不是让他们因为说了几句正面的观察而在政治上感到不安。
学习竞争对手的长处，不等于认同对方的政治制度。
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一些政治讨论中，这两个概念越来越被混为一谈。
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先进技术、参与全球竞争，改变了自己的经济前途。
那么，欧洲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学习心态来看待中国？
为什么承认中国在某些产业的领先地位，就成了一件政治上难堪的事？
欧洲必须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但保护不等于排斥，竞争也不意味着合作必须终止。
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
欧洲必须保护自身利益，但绝不能以牺牲自己的发展机会和未来竞争力为代价。
如果欧洲想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却同时牺牲了市场、投资、创新合作和产业机会，那么最终的代价，不会由政治口号来承担。
承担代价的，将是欧洲的企业、工人和子孙后代。
一个成熟而自信的社会，应该能够同时看到竞争对手的长处和短处。
真正的危险，不是对手变强了。
真正的危险是，因为害怕更强的对手，我们逐渐失去了了解对手、向对手学习、并最终超越对手的意愿。
6. 意识形态不应成为进步的障碍
我一直认为，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但不应该决定人们可以看什么、可以知道什么，或者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如果一个社会只接受符合其政治叙事的信息，它就可能逐渐失去完整理解现实的能力。
这正是我在中国成长时的亲身经历。
我们一再被告知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却几乎没有机会了解西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今天，当我遇到一些欧洲人，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似乎停留在几十年前，或者从未去过中国，却对它抱有非常坚定的看法时，我总会想起年轻时的自己。
不过，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在我年轻时的中国，普通人获取外部世界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
而今天的欧洲人，有互联网，可以出国旅行，有新闻自由，有相对开放的信息环境。
我们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先进的信息工具。那为什么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有时反而越来越多地由政治立场，而不是由第一手的认识来塑造？
当然，今天的欧洲和五十年前的中国有着根本的不同。
欧洲仍有相对独立的媒体、政治多元、公共辩论的空间，以及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机制。
中国媒体同样存在选择性报道和政治叙事。
我并不是说欧洲已经变成了过去的中国。
让我担忧的是，欧洲政治思维的某些领域，开始出现一种令人不安的、似曾相识的倾向：
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从政治立场出发去理解世界，而不是从事实出发。
当国家安全的定义不断扩大，当政治猜疑开始取代客观分析，当人们因为观点不同而被贴上标签，社会本身的开放性就可能开始受损。
最令人不安的是，人们习惯了给别人贴政治标签，以至于不再觉得有必要回应对方的论点。
不去核实事实，而是质疑说话者的身份。
不去回应论点，而是质疑说话者的动机。
不去面对不同的视角，而是质疑说话者的忠诚。
这是回避艰难讨论最简单的办法。
也许也是最危险的办法。
因为它会让一个社会逐渐丧失自我反思的能力。
一个真正自信的国家，不需要不断提醒自己的公民外部世界有多危险。
它相信自己的公民能够独立思考，接触不同的信息来源，了解其他社会，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如果一个国家必须不断渲染竞争对手的负面形象，才能维持自己的优越感，那么它真正应该反思的，也许是自己日渐流失的自信。
7. 四十年过去，我的原则从未改变
1989年，我从欧洲回到中国，追问为什么中国媒体没能让我看到一个更真实的欧洲。
2026年，我为欧洲人组织中国考察，因为我希望他们有机会看到一个更完整的中国。
我的角色也许变了。
那时，我是一个渴望了解西方世界的中国年轻女子。
今天，我致力于增进中欧之间的理解与合作。
但我的原则从未改变。
我从不认为中国没有问题，也从不认为欧洲对中国的每一条批评都是错的。
我始终相信一件简单的事：
人们有权尽可能全面、准确地了解一个国家，而不是只能看到一幅经过政治意识形态过滤的图景。
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我的文章而盲目相信中国。
同样，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因为某些政客或媒体的说法而盲目排斥中国。
我的目的从来不是让欧洲人喜欢中国，更不是为任何政治制度辩护。
我希望人们了解事实，亲眼去看这个国家，自己做出判断。
在我看来，这才是独立思考。
四十年前，我希望中国更加开放，勇敢地向欧洲学习。
今天，我希望欧洲保持同样的开放精神，不要因为中国的崛起，就看不到中国能够带来的东西。
因为我亲身经历过，一个被政治意识形态束缚、相对封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我也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向世界敞开大门之后，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回顾这四十年，我总会想起1989年父亲对我说的话：
“中国才刚刚起步。但会好起来的。”
那时，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四十年后，我希望下一代欧洲人，也能对自己的未来怀有同样的信心。
但信心不能只建立在对昔日辉煌的回忆之上。
它必须建立在敢于直面现实、拥抱竞争、不断创新、向他人学习的意愿之上。
欧洲有着辉煌的历史。
但历史上的伟大，并不能自动保证未来的繁荣。
一个曾经领先世界的国家，并非注定永远领先。
同样，一个曾经贫穷落后的国家，也并非注定永远落后。
过去五十年中国的巨变，不正证明了这一点吗？
五十年前，中国为意识形态的僵化、封闭和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付出了沉重代价。
五十年后，欧洲必须当心，不要仅仅因为害怕来自中国的竞争，就重蹈覆辙。
历史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演。
但某些思维方式，会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重新出现。
正如那句中国老话所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希望欧洲看懂的，不只是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更是这场变化背后的历史教训。
一个社会的衰落，未必始于失去财富或技术。
它可能始于失去客观看世界、承认他人进步的意愿。
四十年前，我希望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
四十年后，我希望欧洲不要对世界闭上眼睛。
这无关亲华或反西方。
这是一个在两个世界之间生活了近四十年的人，对历史、现实和身边变化的观察与思考。
我爱我出生的中国，也深深珍视我生活了近四十年的欧洲。
正因如此，我不希望任何一方因为傲慢、偏见或意识形态而错失进步的机会。
我尤其不希望看到，曾经帮助中国看见更广阔世界的欧洲，失去理解一个正在它眼前变化的世界的勇气。
Jun Jiang
比利时，2026年11月11日
